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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天柱:新時代參政黨建設的整體態勢與路徑選擇
作者: 來源: 時間:2018-12-13 13:53:28 點擊量:12138
 

新時代參政黨建設的整體態勢與路徑選擇

  黃天柱

   

  :進入新時代以來,我國多黨合作制度呈現出一些新的發展態勢,包括大統戰格局基本形成、制度剛性明顯提高、制度效能開發著力點更加明確、政治協商更加規范化、民主監督逐步顯性化、黨外正職逐漸常態化、制度自信更加彰顯等,這使參政黨在參與協商民主、實施民主監督、參加政權機關建設、發揮意識形態引導作用、做好新階層人士和歸國留學人員統戰工作、開展對外交往等方面的履職空間得以不斷深化和拓展。多黨合作制度發展的新態勢和參政黨履職空間的深化與拓展從整體上給參政黨建設尤其是能力建設提出了更高要求,帶來了更大壓力。加強新時代參政黨建設,在路徑選擇上應對參政黨代表性、政黨趨同、開放辦黨、規范建黨、理論建設等問題進行深入研究,作出積極回應。只有把參政黨建設搞好,把參政黨作用發揮這塊短板補上,多黨合作制度效能才能得以充分體現,制度自信和底氣才能真正得以彰顯。。

關鍵詞:新時代;多黨合作制度;參政黨;自身建設;制度自信;制度效能

作者簡介:黃天柱,浙江省社會主義學院教授,浙江社院參政黨建設研究中心執行秘書長,復旦大學統戰基礎理論研究基地兼職研究員,中國統一戰線理論研究會理事,中央社會主義學院中國政黨制度研究中心理事。

本文發表于《統一戰線學研究》2018年第5期,發表時略有刪減。

 

參政黨是中國多黨合作的重要主體,加強參政黨建設、發揮參政黨作用是堅持和完善多黨合作制度的重要內容,也是新時代更好體現多黨合作制度效能的重要著力點。十八大以來,隨著國家治理現代化與民主政治向前推進,中共高度重視統一戰線與多黨合作工作,提出民主黨派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多黨合作制度是新型政黨制度等創新論斷,作出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的戰略部署并明確政黨協商是參政黨一項新的基本職能,召開中央統戰工作會議并頒布《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簡稱《統戰工作條例》)。這一系列重要論述和舉措,推動了新時代統一戰線與多黨合作事業的發展,進一步深化和拓展了參政黨的履職空間,從而對參政黨建設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帶來了更大壓力。新時代條件下,加強參政黨建設面臨怎樣的整體態勢,應有怎樣的路徑選擇,如何有效應對問題與挑戰,充分抓住機遇、開發空間,這些問題都需要從理論上進行研究和做出回答。

一、十八大以來中國多黨合作制度發展的新態勢

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進入新時代,這是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政治論斷。這一論斷的作出,既是基于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改革與發展的新態勢,因為五年來黨和國家整體面貌的變化以及各個領域深化改革所帶來的的變化是有目共睹的,[1]也是基于對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黨和國家改革與發展的新研判,因為改革與發展的新態勢反過來也使執政黨對未來的國家現代化和民族復興有了新的更高的預期。

這種深刻變化也體現在統一戰線與多黨合作領域中。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統一戰線與多黨合作作為治國理政的重要方面,密集召開會議,頻繁發表講話,連續出臺文件,對鞏固和發展新時代統一戰線與多黨合作事業進行全面謀劃部署。在此過程中,多黨合作制度建設和發展的基本思路也逐步清晰。概括以來,就是兩個關鍵詞:一是“制度自信”,二是“制度效能”。兩個關鍵詞背后的基本邏輯是:多黨合作制度是從中國自己的土壤中生長出來的一道“風景”,不是中國從西方照搬過來的一個“盆栽”,它有自身的文化根基和國情基礎,也符合中國的國家性質和社會發展狀況,它是中國基于本國國情、以自己的方式對政黨政治這一現代民主政治發展的普遍性問題作出的回答、提供的方案。對此,我們要有充分的自信和底氣。但這種自信和底氣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必須建立在我們自己要把這個制度當真,并努力創造條件,使這一制度內含的功能和價值充分得以展現的基礎之上。從這個角度看,多黨合作制度在實際運行過程中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其功能和價值并沒有得到充分的展現,這反過來也直接影響了這一制度的社會評價以及我們對這一制度的自信和底氣。因此,開發制度效能應成為新時代多黨合作制度建設與發展的關鍵所在。

在統一戰線事業發展、多黨合作制度建設基本思路逐步明確的大背景下,十八大以來,中共采取了一系列實際舉措來推進多黨合作制度的發展與完善,從而使這項制度呈現出一些新的發展態勢。

(一)大統戰工作格局基本形成

隨著中共對統戰工作的大力推進,尤其是通過明確黨委主要負責人是統戰工作第一責任人、明確黨委開展統戰工作的主要職責、成立統戰工作領導小組、明確黨委常委擔任統戰部長、通過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理順黨和政府統戰工作相關部門的歸口關系等有力舉措,在構建黨委統一領導、統戰部牽頭協調、有關方面各負其責的大統戰工作格局方面邁出了實質性步伐,這為多黨合作制度發展、參政黨更好發揮作用提供了重要的體制支撐。

(二)制度剛性明顯提高

中共在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進程中,高度重視黨內法規體系建設。在統一戰線領域,在總結長期工作實踐和經驗規律基礎上,制定了《統戰工作條例》,這是黨的歷史上第一部關于統一戰線的黨內法規,從而使統一戰線相關政策的落地有了更加剛性的制度保障。此外,還先后制定了《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簡稱“20153號文件”)、《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協商民主建設的實施意見》(簡稱《政協協商實施意見》)、《關于加強政黨協商的實施意見》(簡稱《政黨協商實施意見》)、《關于加強和改進人民政協民主監督工作的意見》(簡稱《政協監督工作意見》)等一系列規范性文件。《統戰工作條例》和相關規范性文件的頒布實施,使多黨合作制度的一些相關政策規定有了更強的操作性和約束性,從而使長期以來多黨合作實踐中存在的“起點高、落點低”的狀況得到了較為明顯的改善。

(三)制度效能開發的著力點更加明確

習近平明確提出,更好體現多黨合作的制度效能,著力點在于發揮好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積極作用。[2]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與作為參政黨的民主黨派構成了多黨合作制度的兩大主體要素,由此形成了貫穿這一制度的兩條主線:一是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二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充分發揮民主黨派的作用。[3]但長期以來,相較于黨的領導這條主線而言,多黨合作中民主要素的體現、參政黨作用發揮這條主線,始終是這一制度運行的“短板”2005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提出“要堅持執政黨建設與參政黨建設互相促進”,[4]這是具有戰略眼光的要求和論斷。多黨合作要真正地站得穩、走得遠,兩條腿都必須硬、必須能夠相互適應;否則,如果有一條腿始終是短腿,甚至是瘸腿,這項制度要真正站得穩、走得遠,也是很難想象的。因此,下一步要更好體現這項制度的效能,必須著力將這塊“短板”補上。“短板”如何來補?習近平在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了三條明確的路徑:一是誠心誠意搞好政黨協商,二是充分發揮參政黨的民主監督作用,三是大力支持參政黨加強自身建設、提升能力和水平。[5]從實踐來看,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推進多黨合作制度發展和完善的主要舉措也集中在這三個方面。

(四)政治協商更加規范化

政治協商是多黨合作的基本運行機制,具體包括政黨協商和政協協商兩種主要形式。2015年,中辦先后印發《政協協商實施意見》)和《政黨協商實施意見》,對兩種協商形式分別作出了頂層設計,進一步提高了其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水平。尤其是從制度上明確了,無論是政黨協商,還是政協協商,都要制定年度協商計劃,納入協商計劃的事項,非經協商不得決策。這事實上意味著,盡管政治協商成果的運用仍是柔性的,因為采不采納最終仍取決于黨委和政府,但就納入協商計劃的事項而言(這些事項大多是黨和國家大政方針和地方的重要舉措以及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問題),政治協商作為一個必要環節已開始剛性嵌入到黨委和政府的工作流程中。

(五)民主監督逐步顯性化

在“窯洞對”中,黃炎培向毛澤東提出了中共如何跳出“歷史周期率”的重大命題,毛澤東給出的回答中,關鍵詞有兩個,一是“民主”,二是“監督”。[6]循著這一思考的邏輯,就可以理解,為什么新中國成立后,在談及為什么要“有意識地留下民主黨派”這一問題時,毛澤東明確表示,因為“這對黨、對人民、對社會主義很有利。打倒一切,把其他黨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產黨的辦法,使同志們中很少不同意見,弄得大家無所顧忌,這樣做很不好。”[7]這一思想后來被概括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八字方針。可以說,發揮參政黨對執政黨的監督作用,是多黨合作制度設計的重要初衷,在后來的發展中,民主監督也被明確為參政黨的一項基本職能。但眾所周知,民主監督長期以來也是現實中多黨合作制度運行的最大“短板”和參政黨履職的明顯薄弱環節。

十八大以來,中共中央高度重視民主監督問題。習近平多次重提“歷史周期律”,認為至今對中共仍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8]強調當年“窯洞對”的問題今天并沒有徹底得到解決,要求繼續加強民主監督,并從制度上保障和完善民主監督,探索開展民主監督的有效形式。[9]《統戰工作條例》系統梳理和列舉了民主監督的十種形式。十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在制度設計上明確了民主監督與中共黨內監督的銜接問題,要求“支持民主黨派履行監督職能,重視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提出的意見、批評、建議,完善知情、溝通、反饋、落實等機制”。在監督形式創新上,通過支持民主黨派圍繞國家和地方的重大改革舉措和重要約束性指標開展專項監督,以切實提高民主監督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在頂層設計上,2017年全國“兩會”期間中辦正式印發了《關于加強和改進人民政協民主監督工作的意見》,接下來還將出臺關于加強民主黨派民主監督的專門文件。民主監督正逐步成為新時代多黨合作制度發展乃至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一個重要切入口。

(六)黨外正職逐漸常態化

注重發揮黨外人士在國家機關中的作用,是中共在政權建設中堅持統一戰線所形成的優良傳統和主要經驗。歷史地看,這一傳統可以追溯至抗戰時期根據地的“三三制”政權建設的實踐,即在邊區政權機關中,“共產黨員占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占三分之一”。[10]1949年成立的新中國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借鑒和承繼了“三三制”的經驗與做法,安排了大批黨外人士擔任國家機關重要領導職務,其中有不少是正職。以中央層面為例,在政務院34個部委院署行中,擔任正職的黨外人士有14人。[11]當然,這樣一種結構的形成,是由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所決定的,[12]是一種過渡性的安排,不能簡單比附當下。[13]1957年反右斗爭開始后,實職安排工作受到影響,安排人數逐步減少。文革期間,這一傳統基本中斷,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才逐步恢復。《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簡稱198914號文件)首次明確了民主黨派的“參政黨”地位,并首次從制度上明確了,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擔任國家和政府的領導職務,是多黨合作制度的一項重要內容。

當然,民主黨派輔政的角色決定了黨外人士擔任國家和政府領導職務,主要是擔任副職,但符合條件的可以擔任正職,作為一條原則,中共始終是堅持和強調的。《統戰工作條例》重申了這一原則,并明確規定省級政府組成部門中應當配備2名左右黨外正職。各省(市、自治區)在制定實施細則時又進一步對市縣政府部門中黨外正職的配備提出了要求。例如,湖北省規定,市(州)和縣(市、區)政府工作部門一般配備12名黨外正職;[14]福建省規定,縣級以上政府組成部門中應當配備2名左右黨外正職;[15]江西省規定,市級政府組成部門中應當配備2名左右黨外正職,縣級政府參照執行;[16]浙江省規定,市政府工作部門中應當配備2名左右黨外正職。總體來看,在省、市兩級政府部門中配備黨外正職正逐漸成為一個新常態,而這對縣級政府部門中黨外正職的配備也有一定的帶動效應。地方政府部門中黨外正職配備的常態化,為黨派成員通過政府部門渠道發揮作用提供了更大舞臺。但與此同時,如何處理好黨外正職與本單位中共黨組尤其是黨組書記之間的關系,越來越成為新形勢下黨外干部與中共干部合作共事中的一個重要課題。

(七)制度自信更加彰顯

制度自信的彰顯一方面與十八大以來我國在世界舞臺上地位和影響力的提升有直接關系,另一方面也與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在實際運行中一些內在缺陷和問題不斷暴露出來有著密切關系,尤其是西方國家政治選舉和政黨競爭中出現的金錢政治、民粹主義、多數暴政、選舉表演化、為反對而反對導致政治內耗嚴重和效率低下等問題。這些問題的暴露不僅打破了國內一些人當中存在的對西方民主和政黨制度的迷信,而且使大家也能夠更加理性和客觀地認識和評價多黨合作制度與中國國情的適應性及其在維護國家多元一體、實現黨政有效治理、吸納社會有序參與、保持政局團結穩定等方面的獨特優勢。

因此,當今天西方社會都在普遍對政黨政治表示不滿,認為政黨政治已經在走下坡路、政黨功能在衰落的時候,中國共產黨明確向世界宣示,“政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也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力量。”[17]這是制度自信的體現。在201834日的全國政協聯組會上,習近平首次提出,多黨合作制度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并將這一制度與西方舊式政黨制度置于同一個天平上進行比較和衡量,進而概括總結了多黨合作制度的特色和優勢。[18]從原來更多強調多黨合作制度的“中國特色”,到現在開始在“中國特色”的認識基礎上強調這一制度的“新型”特點和優勢,這種話語轉變的背后,體現的也是一種制度自信。

制度自信的彰顯反過來進一步堅定了中國共產黨堅持和完善多黨合作制度的決心。十九大后,中共中央專門給八個民主黨派中央發感謝信,明確提出了三個“堅定不移”:堅定不移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堅定不移貫徹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堅定不移支持各民主黨派履行職能發揮作用,把多黨合作事業繼續推向前進。[19]2018年的迎春座談會上,習近平對多黨合作制度發展提出了“四個新”的期待和要求:多黨合作要有新氣象,政治共識要有新提高,履職盡責要有新作為,參政黨要有新面貌。[20]

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對統一戰線與多黨合作的重視和推進,以及在一系列有力舉措下多黨合作制度呈現出的新的發展態勢,為思考和分析新時代條件下參政黨履職的空間與要求、參政黨建設的路徑與走向提供了新的起點和時代背景。

二、新時代參政黨履職的空間與要求

進入新時代,隨著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的推進,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在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顯,參政黨履職空間得以不斷深化和拓展,履職要求也逐漸提高。

(一)用足協商民主建設提供的發展空間

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是新時代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重要突破口。民主的本質是人民做主,而人民做主的最原生態和最直接的表現形式就是共議,即大家的事情大家一起討論,以維護秩序、實現共存。共議不成,才需要付諸票決。從這個意義上看,與選舉相比,協商是更為直接的民主呈現方式。[21]因此,中國選擇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并重,事實上將重心放在協商民主,是符合民主本意的戰略選擇。[22]

十八大報告首次提出“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的戰略任務,事實上宣示了中共決心在原有政治協商的基礎上,將協商作為一種基本民主形式推廣至各個層級和各個領域。《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第一次提出“構建程序合理、環節完整的協商民主體系”的要求。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后,最終在20153號文件中構建起了包括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協商、社會組織協商等七種協商渠道的制度體系。這一制度體系的構建為參政黨發揮作用提供了更大空間。

首先,提高政黨協商的質量。

進入新時代,政黨協商在我國民主政治建設尤其是多黨合作制度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顯:20153號文件規定的七種協商渠道,政黨協商居首位;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協商被明確為參政黨一項新的基本職能。《政黨協商實施意見》的印發為深入推進政黨協商提供了重要的制度規范和保障。在中央的頂層設計和大力推動下,各地對政黨協商的重視程度大大提高,符合條件的地方基本都按照中央文件的規定和要求建立了政黨協商的制度與形式。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隨意性、表面化、形式化現象在一些地方仍很突出,不同程度存在著以通報、部署工作代替協商,以一般性座談表態代替協商,將協商會開成工作匯報會等現象。這些現象總體上反映的是政黨協商質量不高的問題,這已成為目前政黨協商實施中迫切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

提高政黨協商質量,需要執政黨和參政黨的共同努力。對中共各級黨委而言,重點要解決的是中央反復強調的“協商就要真協商”的問題,真正做到“誠心誠意、認認真真、滿腔熱情”地聽取參政黨的意見建議,“有事要商量、多商量”,“不能想起了、有空了、拖不過去了才協商”。[23]協商前要讓參政黨充分知情,協商中要有互動、有商量,協商后的成果運用情況要及時向參政黨反饋。對參政黨而言,當前的重點任務是通過全面加強自身建設以切實提高協商能力和水平。政黨協商所具有的協商對象的高層性、協商內容的重大性、協商形式的直接性(尤其在會議協商中,民主黨派負責人是與同級中共黨委主要領導進行面對接的協商對話),使當前各級參政黨組織及其負責人在協商中普遍面臨較大的心理壓力和本領恐慌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關鍵是參政黨要在自身建設和協商能力提升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

其次,充分發揮參政黨在政協協商中的作用。

參政黨在人民政協中具有獨特地位。一方面,作為人民政協的組成單位,參政黨在政協中可以以黨派名義開展活動,包括提交提案、提出建議案草案、作大會發言、參加各類會議、參加視察、參加調查研究、報送社情民意信息等等。另一方面,參政黨成員在各級政協的委員、常委、領導班子成員和專委會委員中占有較大比例。政協委員的構成以黨外人士為主,這一點在制度上有明確要求:換屆時,黨外人士在委員中不少于60%,常委中不少于65%,副主席中不少于50%。同時要求: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在政協各專門委員會負責人中應有適當數量,在委員中應占有適當比例;政協機關中要有一定數量的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擔任專職領導職務。截止2015年底,近70萬政協委員中,黨派成員身份的委員8.2萬余人次,占委員總數的11.9%,占黨派成員總數的7.7%[24]目前,通過制定政協年度協商計劃、加強政協協商與黨委和政府工作的有效銜接等舉措,政協協商已日益成為國家和地方政治過程的一個重要環節。因此,更好發揮參政黨作用,必須充分利用好政協這個舞臺,注重運用好政協協商這種渠道。

再次,探索參政黨參與其他方面協商的有效形式。

《統戰工作條例》明確指出,要“支持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參與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及其他方面的協商”。這條規定的想象和操作空間很大。據此,從理論和政策上看,參政黨可以作為協商主體參與到各個方面的協商中去。但就實際情況而言,參政黨參與政黨協商和政協協商,制度設計比較規范和完善,發揮作用相對也較為充分,但如何參與其他方面的協商,尤其是如何以黨派名義開展組織化參與,仍有待摸索和破題。

例如,參政黨如何參與基層協商?這一問題已開始引起一些黨派的關注。[25]一些地方也開展了有益探索,其中浙江較為典型。近年來,浙江重視發揮統一戰線在參與和推進基層協商中的作用,各地在支持和推動參政黨組織及其成員參與基層協商方面進行探索和創新,初步形成了協作共建、協商議事會、決策咨詢、監督評議、民主黨派工作室、政協協商向基層延伸等多種實踐模式,不僅促進了參政黨的建設和多黨合作制度的發展,也推動了基層協商民主的深化,同時產生了良好的經濟社會效益。[26]

再如,參政黨如何參與人大協商?從制度設計上看,黨派成員中的各級人大代表在人大的各類會議上就法律法規制定、修訂提出意見建議并參與審議、審定,黨派成員中的政協委員列席人大的重要會議,就法律法規制定、修訂提出意見建議,從而影響人大的立法,這是黨派成員以個人形式參與人大協商的兩種主要方式,下一步應從人大協商的角度更好發揮這兩種方式的積極效應。此外,要進一步探索參政黨以組織名義參與人大協商的有效形式。比如,人大在立法過程中主動聽取相關民主黨派組織的意見建議。

又如,參政黨如何參與政府協商?從已有實踐看,主要包括如下幾種形式:參政黨組織與相關政府部門建立對口聯系,對其工作提出意見建議;黨派成員在政府及其工作部門中擔任領導職務或一般職務,在本職崗位履職盡責的同時,從黨派成員的角度對本部門工作提出意見建議;黨派成員受聘擔任政府部門特約人員,對政府部門工作提出意見建議;黨派成員以專家或市民身份參加政府部門召開的聽證會等會議,提出意見建議。對于這些已有的制度安排和做法,要思考如何從協商民主的角度作進一步深化。在此基礎上,需要思考如何更好體現和發揮參政黨組織在政府協商中的集體智慧和整體作用。比如,在政府部門組織召開的各類聽證會中,相關黨派是否可以組織名義參與并提出意見建議?目前,各地還鮮見有這樣的做法。

應該說,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為參政黨全方位參與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提供了空間和可能性,但這些空間參政黨能否真正進入、這種可能性能否轉變為現實,取決于理論和實踐層面思考和探索的用心和努力程度。回答和解決好了這個問題,不僅將大大拓展參政黨發揮作用的空間,也可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健全和完善注入重要的推動力量和高質量的協商資源。

(二)補齊民主監督的履職短板

與參政議政、政治協商、社會服務相比,民主監督作用的有效發揮確實需要更多的前置條件,而這一薄弱環節的存在,從大的方面看,是與整個社會和政治生態緊密相關的,要真正解決也必須取決于社會和政治生態的優化,包括經濟的發展、社會的成長、民主的進步等。但這并不能成為我們被動等待甚至回避、忽視它的理由。我們不能期望通過參政黨的監督解決中共黨的建設和治國理政過程中存在的所有問題,這似乎有些苛求于參政黨;但同時,也不能以民主監督是非權力監督、不具有強制性為理由,降低對參政黨履行民主監督職能的要求。[27]

發揮民主黨派的民主監督作用,在總體思路上,筆者非常贊同曾憲初教授的觀點,即:在非權力監督與有效監督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點,既要堅持參政黨監督的固有性質,又要使監督形成一定的壓力。[28]我國監督制度建設的歷史和實踐表明,權力監督不一定是有效監督,例如人大的監督,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被虛置掉的,至今人大的一些監督權力也并沒有得到有效行使;非權力監督也可以是有效監督,例如媒體(尤其是新媒體)的監督,被很多人認為是現階段我國最具實效性的監督形式之一,而媒體監督之所以有效,不是因為它有剛性的權力依托,而是因為它能營造出強大的輿論場,從而對監督對象產生直接壓力。換言之,監督有效的決定因素不是權力,而是壓力。如果一種監督形式不能夠產生對監督對象的必要壓力,那么理論上說得再好聽,也是發揮不了實際作用的。

從現狀及未來發展趨勢看,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是必須尊重和保持參政黨的相對獨立性。目前參政黨呈現出的對執政黨的依附現象及“行政化”趨向,十分不利于其監督作用的發揮。參政黨相對獨立性的確立應包括兩方面的努力:對中共而言,有一個善于領導的問題。在堅持黨的領導的同時,要切實尊重參政黨的政治自由、組織獨立和法律平等地位。在實際工作中,各級統戰部門應杜絕包辦代替的思想與工作作風,為參政黨的良性發展提供必要的政治空間。要承認,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參政黨在思想上可以發揮獨立思考、百家爭鳴的精神;在政治上可以自由闡述自己的政治主張,發表對國家大政方針的意見;組織上可以獨立開展各種活動,自主決定內部機構、人事安排和成員發展。當然,對于參政黨工作中的缺點和問題,中共各級組織應本著“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及時給以監督、指導和幫助。[29]對參政黨自身而言,在保持與黨政部門良好關系的同時,應該自覺保持一定距離,以防被部門利益所腐蝕而失去對權力的必要張力。[30]與此同時,需要真心誠意、切切實實創設各種相關性條件,包括:激活政黨特征,在政黨層次上開展監督;加強制度建設,完善監督機制;完善監督形式,豐富監督載體;形成監督合力,增強監督約束力;提高政黨素質,增強監督能力;拓展信息來源,提高信息質量;提高中共黨員尤其是黨的領導干部接受監督的自覺性;等等。[31]

(三)強化自覺接受監督和與執政黨共擔責任的意識

從多黨合作制度內在要求看,參政黨接受執政黨監督是題中之義。多黨合作既強調執政黨和參政黨之間要親密合作,也要求執政黨和參政黨之間要相互監督。監督的重點是參政黨監督執政黨,因為正如鄧小平所言,在中國,“誰有資格犯大錯誤?就是中國共產黨。犯了錯誤影響也最大。”[32]但同時,執政黨監督參政黨,本就是黨際監督的內在組成部分,主要體現為對于參政黨在自身建設和履行職能過程中的缺點和問題,執政黨要抱著“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立場,坦誠提出意見建議,并及時給予引導、指導和幫助。

從政治資源配置角度看,根據統一戰線政策要求和多黨合作制度設計,參政黨制度化參與國家政治資源配置,實際也掌握和使用了部分重要公共資源。新中國成立后,執政黨對參政黨在政權機關和人民政協中的作用發揮、參政黨組織的編制、經費、干部調動、辦公條件和生活待遇等具體問題從政治發展高度予以重視,通過國家公共資源的配置予以解決,使參政黨組織運行所依托的主要資源實現國家化。[33]首先,通過實職安排吸納部分黨派成員經過法定程序擔任政府、司法機關、高校、人民團體、科研院所、國有企業等公共機構的領導職務。據不完全統計,截止2015年底,民主黨派成員在各級政府及司法機關中擔任縣處級以上領導職務的共有8000余人,占黨派成員總數的0.8%左右,[34]占全國縣處級以上領導職務總數的1%左右。[35]其次,通過政治安排吸納部分黨派成員通過法定程序當選為各級人大代表、常委、副委員長或副主任,通過協商擔任各級政協委員、常委、副主席等,聘任部分黨派成員為參事、文史館員、特約人員等。據不完全統計,截止2015年底,各級人大代表中有黨派成員1.5萬余人,占黨派成員總數的1.5%左右,占人大代表總數的1%不到;[36]各級政協委員中有黨派成員8.2萬余人次,占黨派成員總數的7.7%,占政協委員總數的11.9%2014年,國務院和各級地方政府聘任了民主黨派成員、無黨派人士900多人擔任參事室參事,1665人擔任文史館館員。[37]中央層面,20168月時,在任國務院參事59位、文史館館員67位,其中大多為黨外人士,民主黨派成員有20余位。[38]再次,將黨派機關干部納入國家行政編制,并最終納入公務員隊伍。最后,將黨派活動經費(包括機關工作經費、調研費、培訓費等)納入財政預算。作為上述重要公共資源的使用者,參政黨應該有與執政黨共擔責任的意識,理所當然應該接受監督。參政黨唯有經得起監督的考驗,才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我們不是“花瓶”,我們的能力與實際發揮的作用與我們所掌握和使用的公共資源是相匹配的。

從個體角度看,參政黨成員通過實職安排和政治安排,所享有和使用的均是稀缺而寶貴的國家政治資源,在履職過程中必須樹立起高度的責任意識和自覺接受監督的意識。黨外領導干部尤其是在政府和司法機關中擔任實職領導的黨派成員,本身掌握著部分公權,更應該自覺接受監督。因為權力腐蝕人,是不分黨內和黨外的。黨外干部在問題官員中所占比重,目前未見權威數據,但相關個案報道還是可以收集到一些,其中也不乏在社會上產生了一定影響的案例。例如,2014年的廣州市政協原副主席、民建廣州市委會原主委、廣州廣日集團有限公司原董事長、總經理潘勝燊嚴重違紀違法案;2016年海南省巡視省委統戰部工作時披露出來的十八大以來全省先后有9名民主黨派領導干部因嚴重違紀違法被查處的事件;2017年甘肅省民革副主委蒲志強被撤銷省國土資源廳廳長的事件;等等。新時代條件下黨管干部原則日益凸顯、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全面推開、黨外代表人士安排使用力度不斷加大,更要求黨外干部樹立自覺接受監督的意識切實提升自身的防腐拒變能力。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雖不是實職領導職務,但同樣也是稀缺而寶貴的政治資源。全國十幾億人口,各級人大代表數量就是那么270萬左右,各級政協委員數量也就是那么80萬左右。因此,黨派成員當選人大代表、擔任政協委員,不僅僅是一份榮譽和肯定,更是一份信托和責任,要倍加珍惜,切忌濫用,真正發揮好執政黨和國家與各界群眾之間“橋梁”和“紐帶”的作用。

(四)積極探索履職新空間

首先,發揮參政黨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作用。意識形態工作是當前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面臨嚴峻挑戰的一項工作。參政黨應充分發揮自身在立場、組織和人才方面的優勢,協助執政黨做好這項工作。在中央統戰工作會議的總結講話中,時任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明確指出,參政黨在服務經濟社會發展中具有獨特優勢,在意識形態領域也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俞正聲具體提了三點要求:一是有關部門和單位特別是主流媒體、重點網站,要多為參政黨創造“發聲”的平臺,更好地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二是涉及參政黨成員的新聞報道,要體現他們的黨派身份;三是要支持參政黨做好各自成員的思想政治工作,夯實與中國共產黨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礎。

除上述具體要求外,發揮參政黨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積極作用,以下三方面可以重點進行思考和探索:[39]一是協助執政黨做好網絡意識形態的引導。統戰工作場域從線下為主到線上線下并重,是新時代統一戰線的一個明顯特征和發展趨勢。互聯網已成為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工作的主戰場。參政黨成員中集中了一批在各行各業中有一定影響力的精英人士,其中一些人本身在網絡上就有較大影響力,新媒體從業人員和網絡意見人士這兩個與互聯網統戰工作直接相關的群體中也有一些參政黨成員。針對這部分成員,參政黨要在做好他們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時,積極發揮他們在網絡空間中的正能量作用。同時,要發揮知識分子型政黨的優勢,運用自身人才優勢和話語優勢,主動影響和引導網絡意識形態。二是協助執政黨做好高校的意識形態工作。高校黨外知識分子集中,是統戰工作的戰略要地。高校中各種社會思潮激蕩,是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陣地。高校也是參政黨成員最為集中、組織建制相對比較健全的領域。根據2014年底的統計數據,全國高等教育領域有黨派成員15.6萬余人,占黨派成員總數的15.3%;當時黨派中央主席、副主席中,有54人有過高校工作經歷,占63.5%[40]參政黨要運用這種組織優勢和人才優勢,在高校意識形態工作中發揮自身獨特作用。三是注重對重大內政外交和社會熱點問題“發聲”。參政黨作為一個整體,扮演著咨政和輔政角色,并不掌握國家公共權力。如果說參政黨有“權力”,其擁有的主要是話語權。參政議政、民主監督、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協商這三項基本職能,對參政黨而言,本質上都是一種話語權。這種話語權要產生實際影響力,一方面要通過多黨合作制度渠道向執政黨和國家進行表達,另一方面要通過媒體等渠道向社會表達,讓民眾能夠真實感受到參政黨的“正能量”。尤其是當重大內政外交和社會熱點問題出現的時候,應該讓社會民眾聽到參政黨的“好聲音”。這不僅有助于發揮參政黨對社會輿論的正向引導作用,而且有助于提升參政黨的社會公眾知曉度和認同度,進而為多黨合作制度的堅持和完善提供更為堅實的社會心理基礎。

其次,發揮參政黨在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和歸國留學人員統戰工作中的作用。新階層人士和歸國留學人員是新時代統戰工作新的重點和著力點,尤其是新階層人士,可以說是新時代統一戰線“版圖”最大的增長點。從這兩個群體的構成看,主體是黨外知識分子。以新階層人士為例,目前主要包括民營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管理技術人員、中介組織和社會組織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新媒體從業人員等四類人。根據中央統戰部調研摸底,目前新階層人士總體規模約為7200萬人,其中黨外人士約6900萬人,占95.5%[41]

參政黨的重點發展對象和主要社會基礎是黨外知識分子,應充分發揮其在聯系和團結新階層人士和歸國留學人員方面的獨特優勢,并支持其發展和吸收其中一部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專業人士,這既是在協助開展這兩個群體的統戰工作,也有助于拓展參政黨的社會基礎,使其煥發新的生機。從實踐看,致公黨已將歸國留學人員納入重點發展范圍,各黨派也均發展了一部分新階層人士。截止2014年底,新階層人士在參政黨成員中所占比例為6.2%[42]下一步應支持各黨派根據各自界別特色和組織發展需要積極穩妥做好吸納新階層人士和歸國留學人員的工作。

再次,發揮參政黨在對外交往中的作用。如何向海內外中華兒女及國際社會講好“中國故事”,包括中國多黨合作的故事,是中國崛起過程中必須回答和解決好的重大課題。參政黨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親歷者、實踐者、維護者、捍衛者和多黨合作的重要主體,有責任也有條件通過現身說法,介紹中國的發展成就和政策,尤其是多黨合作制度的生動實踐,爭取港澳臺同胞、海外僑胞和國際社會對中國政治制度、政黨制度和政治發展道路的理解和認同。《統戰工作條例》明確強調,要發揮民主黨派在對外交往中的作用,要支持民主黨派在港澳臺海外統一戰線工作中發揮作用。

進入新時代,尤其是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之后,參政黨在做好常規性對外交流工作的基礎上,圍繞“一帶一路”戰略和港澳臺海外統戰工作,積極探索開展對外交往的新形式。尤其是致公黨中央以政黨名義密集組團,訪問港澳地區和柬埔寨、日本、巴拿馬、伯利茲、德國、捷克、阿聯酋等國家,成為近年來參政黨開展對外交往的一個亮點,其中一些訪問活動具有了一定的公共外交的色彩。同時,致公黨也開始出面接待一些外賓來訪。[43]回顧歷史,在建國初期及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各民主黨派中央以政黨名義開展公共外交(組團出訪或邀請和接待外賓和國外政黨來訪)有過成功實踐。[44]實踐證明,參政黨以政黨名義開展對外交往,有利于擴大參政黨的政治參與、塑造和改善中國的國際形象、助推國家總體外交。[45]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強調,對外工作是一個系統工程,政黨、政府、人大、政協、軍隊、地方、民間等要強化統籌協調,各有側重,相互配合,形成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對外工作大協同局面。[46]相信隨著多黨合作事業發展完善,參政黨蘊含的外交能量將在我國公共外交事業中得到進一步重視和開發。

三、新時代參政黨建設的路徑與走向

多黨合作制度發展的新態勢和參政黨履職空間的深化與拓展從整體上給參政黨建設尤其是能力建設提出了更高要求,帶來了更大壓力。新時代參政黨履職面臨著重大機遇,同時也面臨著重大挑戰。一方面,面對擁有豐富的人才資源、知識資源、信息資源、財政資源和治國理政經驗的執政黨,參政黨的傳統優勢尤其是人才和智力優勢式微。另一方面,在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推進過程中,以前只作為被管理對象的企業、媒體、社會組織、智庫乃至每個公民都作為主體參與進來,參政黨如果不能主動作為,其制度空間就可能被逐漸擠壓。[47]尤其是面對作為新興政治參與渠道、意見表達通道的社會組織、新媒體和作為專業政策研究機構的新型智庫,參政黨如能善加利用都可以成為自身履職的重要資源,但如無法有效應對則可能對參政黨履職形成挑戰,甚至產生“替代效應”。

從政治過程視角看,當今中國各類公共政策尤其是重大政策的制定過程本身是高度開放的,決策者非常注重吸納各方意見和智慧。一些學者稱之為“集思廣益型”決策模式。[48]在此過程中,參政黨的協商參與發揮了一定作用,所提出的意見建議也產生了一定影響,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客觀看,這種有效性目前是非常有限的。舉例來看,《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這一重要文本的起草過程中,廣泛征求了各方意見。實際征求意見3176人,收到意見建議2588條,其中黨外人士提出的意見建議92條,扣除重復意見和建議后總計2292條。根據反饋的意見和建議,建議稿共增寫、改寫、精簡文字754處,覆蓋116個單位和黨外人士的844條意見和建議,其中覆蓋黨外人士意見和建議18條。反饋意見和建議的總體吸收率為32.6%,而黨外人士意見和建議的吸收率不到20%[49]

因此,新時代加強參政黨建設、提升參政黨能力,不僅非常必要,而且非常迫切。我國政黨關系的特點決定了,加強參政黨建設、提升參政黨能力,需要執政黨和參政黨共同努力。多黨合作的主導權和政治資源配置的主導權在執政黨,因此參政黨建設能否取得實質性進展和成效、一些問題能否得到根本解決,最終要取決于執政黨對這些問題的認識到什么程度以及能提供何種程度的支持和幫助。對此,執政黨的態度歷來也是明確的,即強調支持參政黨加強自身建設是中共各級黨委的一項重要政治責任,這條規定被明確寫入到了2005年中共中央頒布的《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中。但另一方面,加強自身建設,參政黨自己也必須足夠努力,不能因為多黨合作的主導權在中共,而放棄了加強自身建設的主動性意識和主體性責任。多黨合作制度的健康持續發展,非常需要參政黨在政治上具有清醒意識、在組織上具有相對獨立性、在能力和水平上能與執政黨相互匹配和適應。習近平在政治把握能力、參政議政能力、組織領導能力、合作共事能力這四種能力的基礎上,提出了參政黨要提高解決自身問題能力的問題,這既是期許,也是要求。

參政黨在加強自身建設過程中始終強調“以黨(中共)為師”,在長期實踐基礎上已形成了一個總體思路和一套實際舉措,即通過加強思想、組織、制度特別是領導班子建設,著力提高“五種能力”。在此總體思路之下,結合新時代背景和要求,從問題導向角度,對參政黨建設路徑與走向問題,提出如下幾點思考與建議:

(一)密切與群眾的聯系,加強代表性建設

統戰工作的基本邏輯與方法是以點帶面。對中共而言,統戰工作之所以是特殊的群眾工作,是因為其主要工作對象是各類黨外精英(即“黨外代表人士”)及由這些精英所組成的組織。但統戰工作之所以重要,不僅僅是因為其工作對象是精英,更因為按照統戰的邏輯和假設,每個黨派、統戰團體和黨外代表人士的背后都是有群眾的,他們在各自所聯系的群眾中是有影響力和號召力的。因此,做好了他們的工作,實際上也就做好了他們背后的更廣大黨外群眾的工作,從而達到了吸納一個、影響一片的效果。具體到參政黨而言,它們不僅具有政黨屬性,而且具有統戰屬性,是中共聯系和團結特定階層和群體(主要是一部分知識分子和非公經濟人士)的橋梁和紐帶。因此,參政黨如果有代表性,那么一百多萬的成員規模也可以發揮和體現五百萬、一千萬、五千萬甚至更多的統戰作用和價值;但如果沒有代表性,一百多萬就僅僅是一百多萬。就此而言,毛主席當年用“一根頭發”和“一把頭發”關系的比喻來論述民主黨派的作用和價值,是非常深刻的。[50]用現代政治學的話語來講,參政黨及其成員的代表性弱化了甚至沒有了,那么他們的參與頂多就是一種精英參與,而對執政黨而言,與參政黨的合作頂多也就是吸納精英的一種方式。但如果參政黨真正具有代表性,那么盡管形式上看仍是精英參與,但這種精英參與卻與大眾民主緊緊捆綁在一起,從而就能符合和適應現代民主政治發展的基本邏輯。[51]

參政黨代表性不足,在社會民眾尤其是各自所聯系階層和群體中缺乏影響力和號召力,是當前制約其作用體現和發揮的一個重要因素。如前所述,長期以來,參政黨作用發揮不充分,是多黨合作制度運行的“短板”。從國家-政黨-社會關系看,制約參政黨作用發揮的因素主要體現在三方面:一是制度空間不足,二是自身能力不夠,三是社會基礎不穩。應當說,現實中三方面因素均不同程度存在,其中,社會基礎不穩的影響更為深刻和根本。換言之,參政黨今天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是在政治上沒有地位,而是在社會中缺乏根基。[52]有學者提出,新中國成立后,參政黨由社會性存在轉變為制度性存在,也就是說,是制度本身維持了參政黨的生存。[53]這一判斷,目前來看基本是成立的,但問題是,作為制度性存在的參政黨是否就不需要社會基礎了?并非如此。恰恰相反,制度性存在如果喪失了社會基礎,最終就必然淪為一種“形式性存在”。

因此,未來參政黨建設和發展的最大需要不是權力,而是主動調整與社會的關系,即應積極走入社會、深入基層、聯系階層、服務民生。[54]參政黨的存續可以依托國家,但參政黨的活力必須來源于社會。參政黨只有在國家與社會的互動中找到一個適當的平衡點,依托國家而不完全依附國家,扎根社會而不完全融入社會,才能真正體現自身的優勢,真正發揮應有的功能。當然,要找到這樣的平衡點,并在制度設計上進行相應調整,在黨際關系上進行相應優化,這里面有大量的問題需要研究和解決。

歷史地看,與中共從一開始就注重走群眾路線,始終強調黨與群眾的血肉聯系不同,參政黨與社會聯系不密切,是一個先天不足的問題。各黨派在其成立之初,盡管其成員主要來自民族資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也有各自鮮明的政治主張,但它們的利益聚合與利益表達功能并不突出,與它們所代表的社會群體之間也并不存在密切關聯。[55]發展地看,新時代參政黨密切與社會聯系,出現了重要機遇和空間。一方面,隨著統戰工作重心不斷下移,參政黨在基層的組織發展和作用發揮問題日益受到關注和重視;另一方面,隨著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推進,參政黨有越來越多的機會和渠道參與到國家和社會各個層面事務的協商和治理中,包括廣泛而深入地參與到基層公共事務的協商和治理中。參政黨及其成員參與各方面協商尤其是基層協商的過程,實際上也是其密切與社會聯系、提升其社會代表性的過程。因此,盡管這方面的實踐不少仍在摸索中且用力在基層,但對整個參政黨的建設和多黨合作制度社會基礎的夯實具有至關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二)保持黨派特色,提升制度包容性

中國政黨間的趨同是一個客觀現實。趨同既體現在參政黨與執政黨之間,如指導思想上的高度一致、發展對象的交叉重疊、[56]政策意見和話語體系的趨同、[57]理論建設上的趨同;[58]也體現在各個黨派之間,其中最突出的是組織發展界別特色模糊的問題,有人形象稱之為“八黨一面”。

分析這種趨同現象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從歷史原因看,各民主黨派之間有著先天相似的歷史經歷。從體制原因看,一黨領導的政治邏輯要求各黨派均要圍繞黨委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履行職能,關注的議題自然比較聚焦;全面參政的現實要求也使各黨派在發展成員時,紛紛突破協商確定的發展界別,千方百計網羅各方人才,這在改善自身人才結構和知識結構的同時,也容易導致界限模糊、特色淡化的問題。從社會原因看,參政黨與執政黨社會基礎有交叉重疊,各黨派組織發展雖有重點分工,但邊界本身不十分清晰。從政策原因看,各黨派發展成員,在堅持重點分工前提下,30%可相互交叉,這一政策有利于各黨派優化人才結構,但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會造成發展對象的趨同。從組織原因看,“以黨為師”的黨建模式雖有一定必然性和合理性,但也直接導致了參政黨在很多方面與中共趨同,彼此間的差異也越來越不明顯。客觀來看,有些原因可以通過政策上的調整予以消解和優化,但有些原因確實是很難避免的,因此政黨趨同具有一定必然性。從比較視野看,政黨趨同事實上也是一個世界現象。西方政黨經歷了從“精英黨”到“群眾黨”再到“全方位黨”和“卡特爾黨”的演變,在這個過程中,政黨形態和功能發生了深刻變化,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政黨“趨同化”(“中間化”)。

對此,筆者的基本觀點是:在西方競爭性體制下,政黨在選舉中能否獲勝,日益取決于中間選民,在此背景下出現的政黨“趨同化”,有其必然性和積極效應;但盡管如此,這給西方政黨制度帶來的沖擊仍是非常深刻的,因為它使政黨面臨失去自己“身份特征”的危險,從而也引發了西方學者關于“政黨衰落”的激烈爭論。但在并不凸顯競爭性選舉功能的中國語境下,政黨制度的主要功能是吸納,即以制度化、組織化方式解決執政黨對多元社會群體(尤其是知識精英和經濟精英)的包容和整合,并以此鞏固和提升執政者施政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對于這樣一種以吸納為主要功能和取向的政黨體制,政黨趨同的弊端會更加明顯一些。因為它不符合這一制度蘊涵的“和而不同”的價值理念,也不適應中國社會結構日益分化、訴求日益多元化的現狀和趨勢,對增強中國政黨制度的彈性和包容性,實現公共決策民主化科學化,強化對中共領導和執政行為的監督并進而改善黨的領導和執政,都是不利的。

具體來看:一方面,參政黨與執政黨應該不一樣,因為如果一樣了,參政黨也就失去存在的價值和必要了。對此,中共領導人有過直白而深刻的論述。周恩來在1950年的時候就指出,“每個黨派都有自己的歷史,都代表著各自方面的群眾。有人要求各民主黨派都和共產黨一樣,如果都一樣了,則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又何必聯合呢?正因為有所不同,才需要聯合。”[59]江澤民在1990年的一次講話中也指出,“我們堅持共產黨對民主黨派的領導”,但“又不能要求民主黨派跟我們共產黨一樣,那還要民主黨派干什么?要把民主黨派變得跟共產黨完全一樣,它就沒有作用了”。[60]李瑞環認為,“能夠聽到一些在我們黨內聽不到的意見”,“是民主黨派存在最重要的理由和根據”,“如果民主黨派的意見和共產黨完全一樣,我們說什么,你們就都說什么,這只是多了一部分而已,多黨合作的意義就不存在了。”[61]另一方面,參政黨之間也應該各有自己的特色。這種特色,既是對歷史的尊重和沿襲(因為這種特色本身是歷史形成的),也是現實履職的需要(有助于各黨派在履職過程中形成各自的優勢領域),同時也是發揮參政黨統戰功能、擴大政黨制度包容性的需要;反過來講,參政黨之間的趨同現象,既不利于其自身建設和履職,也會對多黨合作制度的彈性和包容性造成負面影響,同時也是寶貴政治資源的浪費。[62]

因此,盡管政黨趨同有一定必然性,但還是要注重保持和加強參政黨在自身建設和履職方面的特色。一方面,八個黨派作為一個整體,基于參政黨的角色定位,在自身建設與履職方面應該與執政黨不一樣。在分析問題上應該有自己的視角,不是為政策“背書”,要從不同角度看問題,要有“藍軍”思維,[63]多從“不可行性論證”的角度作思考、提建議、想對策。在話語表達上應該更加體現知識分子型政黨特色,少一些“官氣”,多一些“書卷氣”。在理論建設上,要在適當借鑒中共黨建理論基礎上,牢牢立足參政黨角色定位,深入思考參政黨建設和運行的規律,著力構建共性與個性相結合的參政黨建設理論體系。另一方面,對每一個黨派而言,基于歷史傳承和現實發展,在自身建設與履職中應努力保持自身特色。界別特色仍然是重要前提,主體界別要盡可能清晰,發展非公經濟人士和新階層人士要盡量與主體界別特色相吻合。同時,要重視培育參政黨參政議政的特色和優勢領域。充分依托各黨派自身的專業優勢和人才優勢來選擇參與角度和課題,以此獲得話語權,形成政策影響力。具體看,可從兩方面考慮:一是在界別特色基礎上形成優勢領域。界別特色是歷史孕育和形成的,體現了各黨派之間的互補性和不可替代性。黨派只有保持界別特色,才能集中精力、發揮優勢,提出的政策建議才更有針對性、更能體現各黨派的代表性,同時有利于優勢互補,防止各黨派之間圍繞熱點問題的低水平重復調研。二是在某一時期內就某一政策問題發表持續性政策見解的基礎上形成優勢領域。比如,民革中央通過對“三農”問題的長期追蹤和重點關注,使“三農”成為民革參政議政的特色和優勢領域。從發展趨勢看,隨著多黨合作事業的進一步發展,參政黨參政議政特色的形成將會呈現新的規律性特點。[64]

(三)辦黨要有開放思維,善于借鑒、借力

首先,要在比較和借鑒中理解和定位參政黨,并推動和加強參政黨的建設。

中國多黨合作制度是一種特殊類型的政黨制度。它與西方競爭型政黨制度不同,中共作為執政黨、民主黨派作為參政黨的地位是法定的,兩者之間在執政權歸屬問題上不存在競爭性。它與前蘇聯等國家實行的一黨制不同,不僅沒有取消執政黨以外的其他黨派,而且注重吸納這些黨派的成員參與到政權機關建設中。它與新加坡等國家的一黨獨大制也不同,民主黨派從制度設計和政治現實上均不存在通過選舉上臺執政的可能性。盡管多黨合作制度具有自身特殊性,但并不是特殊得完全無法與其他政黨制度進行比較和對話,因為其背后仍然具有政黨制度的一些共通性。例如,與所有其他政黨制度一樣,多黨合作制度的使命主要也是解決多元共存一體的問題。不管政黨制度是在什么情況下、以什么樣的形式確立,其內在的傾向都是共同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創造國家整合,減少黨派的無序紛爭所可能帶來的社會分散和國家分離。[65]再如,在多個政黨并存的條件下,執政黨都力圖維持執政地位,這使得執政黨在處理與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以及加強自身建設方面往往表現出一定相似性。又如,中西政黨制度均反映了民主的價值。在西方競爭型政黨制度下,人民主要通過選舉實現當家作主;在中國多黨合作制度下,除選舉外,更強調人民通過協商和參與實現當家作主。

同樣的道理,放眼當今世界,中國的參政黨確實是一種特殊類型的政黨,與西方政黨尤其是競爭性體制下的政黨有明顯差異。比如,中國參政黨與國家政權間的關系是參加政權,但不以奪取政權為目的;它們都明確表示在政治上接受另一個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它們大多以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為本黨派的指導思想。[66]但是,參政黨并非特殊得完全無法與其他政黨進行比較,它仍然具備政黨的基本要素。例如,參政黨雖不已奪取政權為目的,但與其他所有類型的政黨一樣,參政黨的主要活動也是緊緊圍繞國家權力展開的。參政黨參政的基本點是“一參加、三參與”,“一參加”即參加國家政權,“三參與”分別是參與國家大政方針和國家領導人選的協商、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參與國家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的制定和執行;參政黨的基本職能是參政議政、民主監督、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協商;參政黨通過實職安排和政治安排制度化參與了國家政治資源的配置,尤其是推薦和輸送一大批黨派成員進入到人大、政府、司法機關等政權機關中擔任領導職務。所有這些活動,都是緊緊圍繞國家權力展開的,這也是參政黨與我國其他社會組織(如工會、婦聯、行業協會等)的最根本區別。[67]再如,參政黨與群眾尤其是其所聯系的階層和群體之間雖然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政黨與選民之間的關系,但也具有一定的利益綜合與利益表達功能。

多黨合作制度和參政黨的特殊性決定了我們必須立足中國國情來認識和把握參政黨,看它是從什么樣的“土壤”中孕育和產生的,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以及未來的發展方向是什么。對所有這些問題的思考和回答,都不能脫離中國的文化傳統和現實國情。另一方面,多黨合作制度和參政黨的共通性則要求我們必須要有比較的視野,跳出中國看多黨合作制度的發展和參政黨的建設。從縱向比較維度看,二戰后建立的一批社會主義國家中,除中國外,還有好幾個國家實行的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分別是亞洲的朝鮮、越南,歐洲的波蘭、保加利亞、民主德國、捷克斯洛伐克。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中央統戰部研究室還專門組織力量對這些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多黨合作的經驗與做法進行總結提煉,希望能為我國多黨合作制的發展和完善提供借鑒。[68]當時誰能想到,沒過幾年,隨著蘇東劇變,多黨合作在東歐四國中斷了。[69]當然,蘇東劇變有著非常復雜的國際國內背景,但如果從政黨制度的角度作反思(畢竟從歷史上看,東歐四國當時實行的多黨合作制在制度形式上與中國的多黨合作制度是最接近的),是不是這樣一種制度安排也有其一些內在的缺陷和問題?[70]這些缺陷和問題在今天中國多黨合作制度的運行過程中是否也可能存在?如果存在,那么要如何克服和解決,從而使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這種新型的政黨制度能夠在中國健康持續地發展下去?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在這些社會主義國家的中斷對我國實現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的可持續發展是一個重要警示。系統、深入總結它們的經驗教訓,對于進一步發展和完善碩果僅存的社會主義多黨合作制度具有重要借鑒意義。[71]從橫向比較的維度看,西方國家政黨建設與運行中一些好的經驗與做法也值得我們研究和借鑒。必須承認,現代政黨和政黨政治畢竟首先產生并成熟于西方,西方政黨在長期發展的過程中在自身建設和運行方面也探索和積累了不少好的經驗與做法。比如,西方競爭性體制下,在野黨、反對黨是如何實現對執政黨和公權的有效監督的?在歐洲一些實行多黨制的國家,組成聯合政府的各個黨派之間是如何開展協商與合作的?以綠黨為代表的“議題型政黨”是如何興起并在歐洲一些國家的政治舞臺上占據一席之地的?西方政黨是如何處理與群眾(選民)之間的關系的?西方政黨是如何發揮思想庫的“外腦”作用的?西方政黨是如何通過媒體尤其是新媒體開展政治溝通、引導社會思潮、塑造政黨形象的?等等。對于西方政黨建設中那些具有積極意義且屬于操作和技術層面的好的經驗和做法,在加強參政黨建設的過程中要以一種開放心態予以關注、研究和借鑒。

其次,要通過開放辦黨、整合資源、借助外力來提升參政黨的履職能力。

一是通過完善參政議政工作機制,整合參政黨內部資源,發揮參政黨整體功能,調動廣大成員積極參與到自身建設與履職活動中。要立足于依靠全體黨派成員,并發揮他們參與黨派工作的積極性,實現從注重個人素質提高轉向注重整體素質提高,從注重少數代表人物作用的發揮轉向注重全體成員積極性的發揮;要致力于黨派內部組織結構和機制的優化,從僅僅依靠單個或少數職能部門轉向依靠各個職能部門之間的協同配合,從僅僅依靠個別代表人物的個人威望、魅力轉向依靠體制和機制的運作,轉向依靠上下級組織之間的聯動。

二是通過多種形式和渠道整合外部資源,真正構筑起開放的工作平臺,服務于參政黨的履職實踐。具體來看:第一,整合黨際資源開展聯合攻關。這種聯合既可以是不同黨派之間的聯合,也可以是同一黨派不同地方、不同層級組織之間的聯合。例如,2012年,民建中央、農工黨中央、全國工商聯聯名提案,助推實體經濟發展,打破了過去以一個民主黨派提交的慣例,首次聯名提交,產生了較大影響。再如,2018年,上海、浙江、江蘇、安徽四地民建組織通過簽訂合作協議,共同助推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第二,借助智庫力量推進參政議政。使智庫不是成為參政黨履職的挑戰者,而是成為重要資源,把參政黨的渠道優勢和智庫的專業優勢有機結合,實現雙贏。近年來,參政黨已開始在探索通過與高校、科研院所中智庫的合作,提高自身建言獻策的質量和水平。2008年,“民進中央-上海社會科學院合作中心”成立,開了民主黨派中央與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智庫)合作的先河。2010年,民進中央與北師大共建中國教育政策研究院,力圖將其打造成為中國教育政策研究與咨詢的國家智庫。2014年,民主黨派中央與智庫的合作迎來一個小高峰:民革中央與上海師范大學聯合成立“協商民主與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九三學社中央與中國人民大學簽署合作協議,共同推進大數據技術引用,開展輿情分析支持議政建言,并共同建設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農工黨中央與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簽署框架協議,共同推動人才聯合培養戰略合作;民盟中央成立國情研究中心,與國土資源部、商務部等部委以及上海社科院、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中國旅游研究院等科研機構建立合作關系。2016年,民革中央推動首批國家高端智庫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智庫成立。[72]第三,借助社會組織延展工作手臂。通過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既增強黨派對群眾的吸引力,同時又能繞開一些現有制度的限制。比如,針對目前在大學生內不能發展黨派成員的現狀,是否可以允許高校內的參政黨基層組織建立一些面向在校學生的社團組織,吸引大學生參加,從而既增進大學生對參政黨和多黨合作制度的了解,也更好發揮參政黨對高校學生的思想引導作用?再如,選擇一些有黨派成員參與并在其中發揮了較大作用的社會組織,探索建立參政黨的基層組織,一方面發揮參政黨基層組織對所在社會組織的引領和推動作用,另一方面在參與社會組織活動過程中發現和物色優秀人選并吸收到黨派中來。這方面,杭州公羊會開了先河。公羊會是一個具有較大影響力的民間公益組織,其會長為民盟成員。20168月,民盟杭州公羊會支部正式成立,是中國民間公益組織首個民主黨派基層支部。四是借助媒體形式拓寬信息渠道。尤其是要加強新媒體技術在參政黨建設與運行中的運用,一方面更好地了解和收集社情民意,另一方面更有效地發出黨派的“聲音”。

(四)注重規范建黨,提高黨建科學化水平

新時代加強參政黨建設,必須注重規范建黨,大力提高參政黨建設的科學化水平。首先,這是參政黨與執政黨長期合作的需要。以中共今天的黨建水平和執政能力,參政黨如果仍然還是傳統意義上理解的一個個松散的政治聯盟,是很難真正實現長期合作的。其次,這是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要求履職盡責的需要。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民主黨派制度化參與國家政治資源的配置,其本身就扮演著國家公器的角色,要切實承擔起應有的政治責任,這也要求參政黨的建設和履職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框架內開展,必須注重規范和程序的建設。再次,這是參政黨組織自身整合的需要。參政黨的人數已經達到一定的規模,截止20185月前后,八個黨派成員總數為117萬人。[73]人數最多的民盟,其成員數目前已接近30萬;其他大部分黨派的成員數在10-20萬之間。從組織體系看,各民主黨派都有縱向橫向的組織分層和部門分工。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能規范建黨,參政黨的內部管理和組織整合也會面臨困難。當然,在規范建黨的同時,要著力避免官僚化、行政化的傾向和問題。

(五)加強理論研究,構建話語體系

一項制度要真正立得住,從而既能讓國人有自信和底氣,也能讓別國心服口服,一方面要實踐有效,用事實說話;另一方面要邏輯自洽,用道理說話,尤其要能用別人聽得懂的話把制度背后的基本道理講清楚。新中國成立近70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40年來的實踐已充分證明了這一制度的有效性與適應性,我們有理由也有底氣把這一制度背后的各種道理尤其是它的中國性與世界性或者說特殊性與普遍性之間的關系說清楚、講明白。參政黨作為中國多黨合作制度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是一種特殊類型的政黨,它與西方國家一般理解的政黨之間確實有較大不同,由此也往往不被人理解甚至是誤解。因此,要講清楚中國的政黨制度,其中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把參政黨研究透徹,這或許也是中國學者能為政治學理論尤其是政黨政治理論能夠作出增量貢獻的一個研究領域。目前來看,在這方面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現有關于參政黨和多黨合作的理論遠遠沒有把這種新型政黨類型和新型政黨制度背后的邏輯和道理講清楚,仍然處于“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

加強參政黨和多黨合作理論研究,必須充分調動和開發高校、科研院所、黨校、社會主義學院、統戰部門、人民政協、民主黨派等各種研究力量和研究資源,各方在研究視角上各有側重和特點,相互補充,可以形成合力。但在強調各方參與的同時,必須看到,對參政黨和多黨合作理論的研究,參政黨自己的研究是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因為參政黨有自己特定的位置,開展理論研究有自己特定的角度。參政黨在加強自身建設、履行職能過程中的酸甜苦辣也是其他方面的研究者無法深切認識和體會的。因此,參政黨要把理論建設作為新時代參政黨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來抓,在增強中國多黨合作制度話語權方面發揮自身應有的特殊作用,以理論主動性保障和引領行動自覺性。

四、小結

堅持和完善中國多黨合作制度,更好體現制度效能,著力點在于發揮好參政黨的積極作用。因為這長期以來是這項制度實踐運行中的短板和薄弱環節。進入新時代,中共逐步明晰了發展和完善多黨合作制度的基本思路,通過一系列有力舉措,推動多黨合作制度呈現出一些新的發展態勢,包括大統戰格局基本形成、制度剛性明顯提高、制度效能開發著力點更加明確、政治協商更加規范化、民主監督逐步顯性化、黨外正職逐漸常態化、制度自信更加彰顯。

新時代條件下參政黨履職的空間在不斷深化和拓展。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為參政黨履職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民主監督逐步成為多黨合作制度乃至整個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一個重要突破口;參政黨在國家政治資源配置尤其是政權機關建設中地位和作用的提升,要求參政黨必須在履職中強化自覺接受監督和與執政黨共擔責任的意識,要求黨外干部要切實提升自身的防腐拒變能力;發揮在意識形態引導、新階層人士和歸國留學人員統戰、對外交往等方面的積極作用,成為參政黨履職的新空間。

多黨合作制度發展的新態勢和參政黨履職空間的深化與拓展從整體上對新時代參政黨建設尤其是能力建設提出了更高要求,帶來了更大壓力。加強新時代參政黨建設,要堅持思想建設為核心、組織建設為基礎、制度建設為保障的總體思路,著力提升政治把握能力、參政議政能力、組織領導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解決自身問題能力。在此總體思路下,應重點對參政黨代表性、政黨趨同、開放辦黨、規范建黨、理論建設等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并作出積極回應。只有把參政黨建設搞好,把參政黨作用發揮這塊短板補上,使參政黨充分發揮好作為中國共產黨“好幫手、好參謀、好同事”的作用,多黨合作制度效能才能真正得以體現,對這項制度的自信和底氣才能真正得以彰顯。



[1] 一些變化的積極效應是明顯的,一些變化未來到底會對黨、國家和社會的發展形成怎樣的影響,有待進一步觀察。

[2] 《習近平在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強調 鞏固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 為實現中國夢提供廣泛力量支持》,《人民日報》2015521日第1版。

[3] 中央統戰部研究室編:《歷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和文獻:1988-1998》,華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2頁。

[4] 崔士鑫:《中共中央舉行黨外人士迎春座談會》,《人民日報》200525日第1版。

[5] 《習近平在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強調 鞏固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 為實現中國夢提供廣泛力量支持》,《人民日報》2015521日第1版。

[6] 黃炎培:《八十年來》,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9頁。

[7]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631頁。

[8] 李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道路會越走越寬廣”——記習近平總書記走訪各民主黨派中央和全國工商聯》,《新華每日電訊》20121227日第1版。

[9] 《習近平在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強調 鞏固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 為實現中國夢提供廣泛力量支持》,《人民日報》2015521日第1版。

[10]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頁。

[11] 劉延東主編:《當代中國的民主黨派》,當代中國出版社1999年版,第5459頁。

[12] 建國初安排了如此大比例的黨外人士在政權機關中擔任領導職務,是中共長期以來堅持統戰政策的慣性選擇,是抗日根據地“三三制”政權形態的歷史延伸,是中共爭取人心、構建新政權合法性的政治需要,是解決中共工作重心逐步實現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從革命斗爭轉移到治國和建設后國家治理、城市管理和經濟管理等各方面專業人才緊缺問題的現實需要。

[13] 建國初的這些“實職安排”實際上更像是“政治安排”,因為帶有很強的過渡性和策略性。而今天的“實職安排”是有制度化保障的,已成為國家政治制度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從這個角度看,歷史是在往前走。

[14] 《湖北省貫徹<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實施辦法》,《湖北日報》20151211日第6版。

[15] 《中共福建省委貫徹〈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的實施細則》,《福建日報》201653日第5版。

[16] 《中共江西省委貫徹<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實施細則》,《江西日報》2015111日第4版。

[17] 習近平:《攜手建設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的主旨講話》,《人民日報》2017122日第2版。

[18] 習近平指出,中國多黨合作制度的特色和優勢體現在:能夠真實、廣泛、持久代表和實現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國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代表少數人、少數利益集團的弊端;把各個政黨和無黨派人士緊密團結起來、為著共同目標而奮斗,有效避免了一黨缺乏監督或者多黨輪流坐莊、惡性競爭的弊端;通過制度化、程序化、規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種意見和建議、推動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囿于黨派利益、階級利益、區域和集團利益決策施政導致社會撕裂的弊端。《習近平在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民盟致公黨無黨派人士僑聯界委員時強調堅持多黨合作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團結奮斗》,《人民日報》201835日第1版。

[19]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致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的感謝信》,《人民日報》20171027日第1 版。

[20] 《習近平在同黨外人士座談并共迎新春時強調 多黨合作要有新氣象 思想共識要有新提高 履職盡責要有新作為 參政黨要有新面貌》,《人民日報》201827日第1版。

[21] 林尚立:《基礎與動力——協商民主何以在中國成長》,《世紀行》2016年第5期。

[22] 當然,在發展協商民主的同時,也不能忽視選舉民主的作用。因為從世界范圍看,選舉仍然是目前在民主政治條件下解決授權問題的最有效機制。

[2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政治建設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75頁。

[24] 各級政協委員中民主黨派成員的數據系作者根據《中國政黨制度年鑒》提供的數據進行加總所得。各級政協委員總數引自《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年鑒.2013》,為2013年數據。由于2013年正好是全國政協換屆年,在五年一屆的任期內會進行一次屆中調整,但委員人數基本不會有變化。

[25] 例如,2013年,時任民建中央主席陳昌智在一次講話中指出:“有人說基層民主協商是事務性協商,我們民主黨派為何就不可以開展事務性協商?我們為何要同基層群眾隔離開來,只是高高在上搞政治協商?……我們作為民主黨派不能只是高高在上,也要貼近百姓生活。”參見陳昌智:《夯實基礎 著眼未來 全面開創基層組織建設的新局面——在民建全國基層組織建設研討會上的講話》(201395日),網址鏈接:http://www.cndca.org.cn/mjzy/ldhdj/zx/ccz/ldjhylz/907007/index.html

民進中央將民主黨派參與基層協商問題專門作為2018年度的一個調研課題。

[26] 黃天柱:《民主黨派參與基層協商機制創新的探索與思考》,《中共浙江省委黨校學報》2016年第6期。

[27] 吳美華:《參政黨民主監督的內涵、功能和定位》,收于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政黨制度研究中心、北京大學政黨研究中心編:《中國政黨制度功能與價值研究》,華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170頁。

[28] 曾憲初:《在非權力監督與有效監督之間尋求平衡點——關于我國民主黨派的民主監督問題》,《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6年第5期。

[29] 徐育苗:《當代中國政黨制度研究的幾個問題》,《華中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3期。

[30] 黃天柱:《進一步開發參政黨民主監督功能的幾點思考》,《廣州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4年第2期。

[31] 黃天柱:《努力開發參政黨民主監督的政治資源》,《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5年第2期。

[32] 《鄧小平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70頁。

[33] 黃天柱:《參與性政策主體:民主黨派在中國公共政策過程中的制度定位新探》,《政治學研究》2013年第2期。

[34] 2015年底,八個民主黨派成員數為106萬多。黨派成員擔任政府和司法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職務的數量系作者根據《中國政黨制度年鑒》提供的數據進行匯總所得。

[35] 2012525日,李源潮在與新任市委書記座談時的即席講話中指出,“全國有60多萬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參見李源潮:《市委書記的責任》,《學習時報》201272日第1版。當然,由于各黨派中央的數據和李源潮講話中的數據在來源和統計口徑可能會有所不同,因此,這里的“1%”只是一個大致推算。

[36] 2013年全國“兩會”期間,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何曄暉在一次記者會上指出,我國目前五級人大代表總數大概是270多萬人。網址鏈接:http://news.qq.com/a/20130309/001101.htm

[37] 周淑真:《多黨合作與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建設》,經濟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32頁。

[38] 劉芳:《這里的聲音直通中南海》,《團結報》2016825日第1版。

[39] 黃天柱:《發揮民主黨派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積極作用 》,《團結報》2018717日第8版。

[40] 羅宇凡:《桃李芬芳處 團結聚人心——中共十八大以來全國高校統戰工作成績斐然》,《團結報》20151124日第1版。

[41] 《全國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約7200萬人》,新華網,201716日,網址鏈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1/06/c_129434180.htm

[42] 數據引自201646日時任中央統戰部部長孫春蘭在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為全國統戰部長培訓班所作的輔導報告。

[43] 例如,2018829日,致公黨中央副主席閆小培在廣州會見歐洲議會議員、歐洲議會歐中友好小組副主席德里克·沃恩一行。

[44] 在組團出訪方面:19576月,民建中央代表團應邀赴德國參加德意志共和國自由民主黨“七大”,這是我國民主黨派第一次派代表團出席外國政黨的代表大會;1984年,致公黨中央訪問團出訪菲律賓、加拿大、美國,在國內外產生較大影響;1987年,民盟中央代表團出席波蘭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并訪問波蘭;19879月,致公黨中央訪問團參加牙買加洪門致公堂成立100周年紀念慶典并進行訪問;19879月,致公黨中央訪問團參加墨爾本洪門組織的慶典活動;198712月,應泰國民族黨主席、政府副總理差猜×春哈旺邀請,民建中央代表團對泰國進行友好訪問;19883月,應波蘭統一農民黨邀請,九三學社中央代表團出席該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和關于保護自然環境的國際會議;19889月,應保加利亞農民人民聯盟邀請,民建中央代表團赴保訪問,并簽署合作和聯系協定;等等。

  在接待外賓來訪方面:1986年,民盟中央先后邀請和接待了英國前首相、工黨領袖詹姆斯.卡拉漢以及波蘭民主黨兩位活動家訪華;19873月,民建中央邀請泰國民族黨下議院議員代表團訪華,并進行會談,這是民建第一次接待友好國家的政黨代表團;19872月,民盟中央會見波蘭民主黨客人,介紹中國民主黨派和多黨合作制度;19911月,各民主黨派負責人與應楊尚昆主席邀請來華訪問的羅馬尼亞總統進行座談,民建中央副主席萬國權代表八個民主黨派向客人們介紹了我國多黨合作制度基本情況。

  相關資料參見劉延東主編:《當代中國的民主黨派》,當代中國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164頁,第607-608頁。

[45] 黃天柱:《2016年中國多黨合作制度發展評述》,《上海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7年第2期。

[46] 《堅持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思想為指導 努力開創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局面》,《人民日報》2018624日第1版。

[47] 黃天柱:《“多黨合作與國家治理:挑戰、機遇與瞻望”研討綜述》,《江蘇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4年第5期。

[48] 王紹光等:《中國中央政府“集思廣益型”決策模式——國家“十二五”規劃的出臺》,《中國軟科學》2014年第6期。

[49] 秦杰:《全面建小康 揚帆再起航——<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誕生記》,《人民日報》2015115日第1版。

[50] 中央統戰部研究室編:《歷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和文獻》,檔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6頁。

[51] 黃天柱:《團體提案視野下民主黨派的利益代表功能探析》,《團結》2017年第1期。

[52] 黃天柱:《民主黨派參與基層協商機制創新的探索與思考》,《中共浙江省委黨校學報》2016年第6期。

[53] 肖存良:《契合與轉型:民主黨派社會基礎的政治學考察》,《嶺南學刊》2013年第1期。

[54] 黃天柱:《民主黨派參與基層協商機制創新的探索與思考》,《中共浙江省委黨校學報》2016年第6期。

[55] 王邦佐等編著:《中國政黨制度的社會生態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7頁。

[56] 參政黨發展成員的范圍主要是一部分知識分子和非公經濟人士,而這兩類群體同時也是中共發展黨員的重要范圍。

[57] 政策討論中不同的視角和聲音比較少;參政黨成員的發言、所發表的聲明和制定的文件,話語上很難看出知識分子型政黨的特點,有時“比共產黨還共產黨”。

[58] 參政黨建設強調“以黨為師”,仿造中共黨建的理論構建了參政黨建設的理論。

[59] 《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3頁。

[60] 中央統戰部研究室編:《歷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和文獻:19881998》,華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8頁。

[61] 轉引自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等編寫:《統一戰線基礎理論研究》,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49頁。

[62] 黃天柱:《民主黨派組織發展界別特色的形成演變及理論思考》,《廣西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7年第3

[63] 孫林:《政黨協商需要有藍軍思維》,《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16年第1期。

[64] 黃天柱:《公共決策科學化與民主黨派參政議政專業化》,《廣州市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3年第1期。

[65] 林尚立:《政黨、政黨制度與現代國家——對中國政黨制度的理論反思》,《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學報》2009年第5期。

[66] 黃天柱:《中國參政黨理論研究:學術史考察及體系構建》,《統一戰線學研究》2018年第2期。

[67] 黃天柱:《參與性政策主體:民主黨派在中國公共政策過程中的制度定位新探》,《政治學研究》2013年第2期。

[68] 1988年,其部分研究成果由春秋出版社以《社會主義國家多黨合作制問題研究》為題正式結集出版。

[69] 1988年,越南民主黨和越南社會黨宣布解散,越南共產黨成為越南唯一存在的政黨。朝鮮的社會民主黨和天道教青友黨雖仍存在,但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的作用非常有限。

[70] 這些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為什么無法實現可持續發展?有學者認為是因為這些國家領導執政的共產黨長期未能擺脫蘇聯大黨主義、大國主義的控制,并受蘇聯一黨制模式的影響,推行過“左”的急于求成的路線和過度集權的黨政領導體制,沒有充分發揮其它民主黨派的作用,各民主黨派只是當作“花瓶”擺設,未能對共產黨真正起監督和制約作用(高放:《再論社會主義國家的政黨制度》,《浙江社會科學》2000年第1期)。也有學者認為,根本原因在于這些國家建立多黨合作制不是共產黨適應形勢發展進行的自覺的政治選擇,而是在強大的經濟和政治、內部和外部、歷史和現實的壓力下被迫作出的城下之盟(張獻生:《東歐國家政黨體制的演變對我國堅持和完善多黨合作制度的啟示》,《中共長春市委黨校學報》2004年第2期)。

[71] 黃天柱:《可持續發展——中國多黨合作制度研究的新議程》,《廣州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7年第1期。

[72] 黃天柱:《中國政黨協商發展中存在問題及未來走向的幾點思考》,《觀察與思考》2016年第9期。

[73] 中共中央統戰部:《把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堅持好發展好完善好——紀念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70周年》,《求是》201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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